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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议主持人主持人的话


预读:试议主持人主持人的话
中国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,中国文学所走的道路也是如此。这当然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当代文学。上个世纪5、60年代的作家,多半是随着革命前进的步伐,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自不待说,就是“****”后的新时期文学,也多半是由从农村改造回城的所谓“五七族”,或从农村接受再教育回城的所谓“知青族”创造的。除了这些作家之外,在当代作家队伍中,还有一批从农村进城的作家,就是真正在农村土生土長的作家。先前有赵树理、马烽、西戎等山西作家,后来有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,包括本辑档主冯积岐等陕西作家。如果说前述作家是农村的过客的话,那么,这些作家就是真正的土著。我常常开玩笑说,中国当代文学作品,大半是农村来的作家,写给城里的读者看的,所以在农村习以为常、见怪不怪的事,到了城里的读者眼里,就不免大惊小怪,觉得不同寻常。土著的农裔(或农籍)作家因而常常要占着这一点题材的便宜。

  这当然只是玩笑话。其实,城里的读者要真正了解中国农村,还得看这些作家的作品。原因是只有这些作家,才真正了解中国农村,才真正熟悉中国农村的现状,才真正参透了中国农村的历史。如果说中国农村是一本打开的书。他们就是书中的字词句。他们的个体生命、个人经历、家族历史、家庭故事,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乃至下意识深处,都记录着中国农村的变幻,都刻印着中国农民的影子。用一个蹩脚的比喻,可以说,他们是中国农村历史的微缩景观,是中国农民命运的方寸微雕。冯积岐的長篇小说《村子》,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说他们的作品是用自己的人生写就的农村历史,是个人化了的农村史诗,可也。

  我没有见过冯积岐,只读过他的部分作品,和介绍他的一些文字资料及本辑的自述、访谈文章,从他的生平事迹看,《村子》无疑留有他的个人经历和个体经验的影子,烙上了他的个人情感和独特思考的印记。像《村子》所写的那些故事,虽然不过是近三十年间发生的,但在人们的记忆中,有许多已被遗忘或改写过了,不复是当初的那个样子。今天的年轻读者,读冯积岐的《村子》,也许会感到陌生,因为在他们所接触到的诸多言论和文本,尤其是在一些主流的话语体系中,近三十年中国农村的变化,从大集体到联产承包,再到农民进城、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流转,已然由中国社会这个历史家(套用巴尔扎克“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”的说法)认定了一种变化的逻辑,农民由贫困,而温饱,而富裕,由物质而精神的追求,其生活和命运的变化,也进入了这种逻辑的程序,作家的写作,或评论家说的当代农村叙事,只要按照这个逻辑程序,编织相应的故事,塑造相应的人物就行。至于某些特殊个体,如冯积岐笔下的祝永达和马子凯们的遭遇和感受,却可能因为与这个程序的某些理念和规则不合,而难以为这个程序所兼容和接纳。这样,祝永达和马子凯们的遭遇和感受,也就有可能被这种逻辑的铁幕所遮蔽,在这种历史的逻辑中淹没无闻。今天的读者,尤其是年轻的读者,自然也无意在滚滚滔滔、奔腾不息的历史長河中,去打捞这些经验和感受的细节,去收拾这些历史的漂浮物或沉淀物。但问题是,历史毕竟不是一种预设的或后设的逻辑程序,而是无数个体鲜活的生命和感知、经验和意志的集合物。只有这些个体的生命和感知、经验和意志,才是历史的细胞和血肉,才能显示历史的感性存在,才会赋予历史以****和激情,才有文学家所说的历史的生命,也才有他们所追寻的活生生的历史。否则,历史就是一页页了无生气的文字,一堆堆水渍虫蛀的故纸。

  我说这些话,并非要在这里与读者讨论文学如何表现历史之类的问题,而是想借此说明,一种历史逻辑一旦形成,不管是钦定的还是公认的,就很容易让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它的规范,有意无意地按照它设定的程序叙事,以至于落入新的公式化、概念化而不自知。我读许多反映近三十年农村变革的作品,就有这样的感觉。说这些作品千部一腔、千人一面,可能太过,但却大多是用文学的叙事,为近三十年农村变革的历史,作形象的注脚,却是事实。造成这种偏向的原因,可能有种种种种,但我以为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是作者往往注重公共的、大众的、集体的或多数人的经验,而忽视某些个体的独特经历和特殊经验。但恰恰是这些个体的独特经历和特殊经验,不但刻录了历史变化的过程,而且也凝聚了被胡风派称作“原始生命强力”的历史变化的动因和契机。比方说,冯积岐笔下的松陵村的历史,如果没有祝永达長期以来被压抑的****,被消解的激情,被扭曲的意志,也就没有祝永达近三十年来改变命运的渴望,追求成功的冲动,和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力量。同样,没有田广荣長期以来唯我独尊的地位,极度膨胀的权欲,极端张扬的心性,也就没有田广荣近三十年来所经验的失落感,所施用的心计,所表现出来的奸诈、贪婪和疯狂。凡此种种,松陵村的历史,便是由这些独特个体的****和激情、经验和意志纠结而成的。包括一些女性的****,也缠绕其中。作家的责任,就在于写出这些****和激情、经验和意志,像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,“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,搜集****的主要事实、刻画性格、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、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”,写出一部真正属于当代中国农村的“风俗史”。我无意拿冯积岐的《村子》,与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中的作品相比,但就他所设定的创作目标和实际的艺术描写而言,无疑也是对中国农村近三十年历史变迁所作的“风俗研究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冯积岐无意间也作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名“书记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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