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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述主持人主持人的话党校毕业论文


预读:写侠客助官、明公断案。亦有狭邪小说,言官员猎艳,挟妓招优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虽写官师士商各界,然以写官界之“怪现状”为著。《孽海花》虽写才子佳人逸事,然亦多杂官场见闻。乃至谴责小说流于专揭黑幕之黑幕小说,所揭者也多为官场污垢,可见,官场于中国小说影响之深。  晚清以降,社会巨变,渐次以民为主,由改革旧政到简述主持人主持人的话党校毕业论文
 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股“官场小说”创作潮流中,王跃文被称为“官场小说第一人”。这个称号虽然有点“雷人”,但却表明王跃文在这股官场小说创作潮流中,有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称其为始作俑者,或日开风气、领潮流的人物,实不为过。俗云:始作俑者为俊杰,王跃文可谓文坛俊杰。

  但话又说回来了,这顶帽子戴在王跃文头上,又似乎有点大,原因是,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,历史上似有其人。如果说,往远了数要费心思去考证,那咱们就拣近一点儿的、容易一点儿的说,晚清有篇很有名的小说,叫《官场现形记》,不用专家学者给它命名,它天生就该是一部官场小说。可不,写的是官场,还要让它现出原形来,不是官场小说,又是什么。照这样说来,它的作者李伯元,就该当是官场小说第一人。至少是以官场二字命名小说的第一人。这当然只是就常识立论,再往远了说、往古了说,就要请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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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家出场了。但据我这个并非专家的外行看来,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,像李伯元这样直接把官场二字写在小说标题上的,似未曾得见。至少是不见于名著名篇,否则,像我等靠常识吃饭的人,也应略知一二。但问题是,李伯元氏的这篇打着官场牌号的《官场现形记》,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有素的鲁迅先生,在他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,偏偏不把它叫作官场小说,而以谴责小说名之,可见鲁迅先生对以官场为小说这件事,并不特别在意。

  也许今人以官场名小说原本是一件不经意间的事,你想想看,那么多人读小说、评小说,谁不经意间拈出官场二字,把它作了某类小说的名称,这名称便如此这般地流传开来,也不足为怪。但细细想来,这其中似乎又有些曲折幽深的心结,需要疏通。人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,自古以来就没有哪一件事与官家脱了干系,写小说自然也不例外。虽然在中国古代,很长的时间内,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很低,写小说、编小说的人,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,不是落第秀才,就是失意文人,不像正统诗文的作者,多半是官家出身,或有官员的身份。但地位归地位,身份归身份,小说中所写的人、事,却大多离不开官场。就拿中国小说的大宗史传类小说来说,从前有个说法,叫帝王将相占领文艺舞台,这句话如果用在这类小说头上,也可以叫帝王将相占领说部。这样的小说,自然离不开庙堂,即官场,而且是上层官场,亦即最高等级的官场。即使是被鲁迅称作人情小说或世情书的《****梅》《红楼梦》,和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之类的市人小说,又何尝少了官员的身影在其间晃动,又何尝不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甚者是依托官场、从官场衍生出来的一脉生活之流。其他如《世说新语》记魏晋问逸闻轶事,虽托名士大夫,亦多属官人之列。唐人传奇传奇情****,也多与官家有关。《西游记》讲神魔故事,天上仙班、洞府魔界,俨如官场。《水浒传》说江湖侠义,天罡地煞,座次森列,与朝堂无异。甚至连记录灵异之事的《搜神记》,也要写梦中荣华富贵,专写狐魅花妖的《聊斋志异》,也忘不了要捎带上一笔吏治黑暗和官民冲突。到了清代中叶,直至接近李伯元的时代,又有《儒林外史》叹仕途艰难于前,《老残游记》“揭清官之恶”于后。与《官场现形记》同时代的小说,则有侠义公案,写侠客助官、明公断案。亦有狭邪小说,言官员猎艳,挟妓招优。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虽写官师士商各界,然以写官界之“怪现状”为著。《孽海花》虽写才子佳人逸事,然亦多杂官场见闻。乃至谴责小说流于专揭黑幕之黑幕小说,所揭者也多为官场污垢,可见,官场于中国小说影响之深。

  晚清以降,社会巨变,渐次以民为主,由改革旧政到推翻旧朝,旧式的官场渐灭,但新式的官场却杂糅旧迹,变得愈加复杂,斑驳陆离。张恨水氏早期的小说,多取材于这时期的官家,虽多偏于男女****,亦可见官场风气变化之一斑。五四新文学起来后,主张****自由、个性解放,小说也不受官的约束,细民百姓、红男绿女,纷其登场。到了革命文学兴起的年代,则新旧官场皆在扫荡之列,以至于官僚作风、官场习气,亦属讽刺对象。小说界之“贬官”、“罢官”,未有如此之烈者。不独小说如此,革命队伍、新式社会。亦绝去官称,而以外来之名词“干部”代之,****中更代之以“勤务员”之说,于是去官愈远,中国似乎从此进入了一个无官的时代。然则,官的存在毕竟是一个事实,你可以改换一个名称,但事实却无法更改。近二十年来,因为中国融入世界渐深,要与国际接轨,“官方”之称复萌,“官场”浮出水面,“官员”卷土重来。小说涉官,亦无须避讳。当今官场小说,皆因这一变化促成。官场小说的名称,不论言者有意无意,都经历了这一番历史的曲折。

  因为指导一篇写官场小说的博士论文,我读了当今流行的一些官场小说。觉得多数官场小说虽写当今官场,却未跳出古人的窠臼。古之写惩戒****者,今之为反对腐败;古之写歌颂清官者,今之为提倡廉政;古之写官场倾轧者,今之为帮派斗争;古有座师者,今为老上级;古谓裙带者,今为小圈子;古称护官符,今为关系网,如此等等,总之是换汤不换药,从中,亦可见古今官场同为一理。但在众多官场小说中,王跃文是一个例外。他不太喜欢官场小说这个概念,也不太愿意人们把他的小说纯粹看作是写官场的小说,他说他表面上写的是官场,“实质上写的是国民性”,是对国民性的解剖和批判。

  他是把官场中人作了解剖的对象,从中发掘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在当今这个官场化的社会,王跃文的小说无异于是照见国民灵魂的一面镜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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